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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“寒门状元之死”到“妓女爆料”:新闻业的临界点已经到来

文章来源: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:2019-07-11 点击数:

  自媒体从业者开始认识到原创新闻故事可能带来巨大的流量,他们开始装作在“做新闻”了。

  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人,会一直认为那个弑母的北大学生吴谢宇,有一个痴情的女友在等他。

  他们一定是看了某公号上的爆款文章《北大学霸弑母求婚的“妓女”爆料》一文。经红星新闻求证,这篇文章完全是瞎编滥造。文章的作者自己也发帖承认,这是自己虚构的“悲剧故事”。

  这是相当恶劣的虚构。不但文章情节是瞎编的,文中用的“妓女爆料求助”的截图,也是伪造的。文后置顶的评论,呼吁大家赞赏来支持为吴谢宇打官司,更是利用博来的同情来敛财。或许是感知到这篇文章可能带来的法律风险,作者已经删除该文,并且道歉。

  目之所及,这篇文章应该是“自媒体”造假的巅峰之作。红星新闻采访的律师呼吁微信方面对涉事公号进行封号处理,而网友的评论则更加激烈,不少人呼吁对作者判刑。这说明读者对这种自媒体造假之风已经深恶痛绝到何种程度,但是尴尬的是,发表求证文章的红星新闻的公号,到今日(16日)零点,阅读量不过刚刚过万。

  这就是事实。不管是否“带血”,瞄准读者心理进行伪造的文章,流量总是很可观,而严肃媒体认真做的文章,乏人问津。这是相当让媒体从业者感到困惑的地方。经常看到传统媒体同行在朋友圈痛骂自媒体,他们甚至也开始怨恨起读者不识货。

  指责自媒体不对新闻进行求证,不是一个新话题了。但是这种指责,多少有点有失公正。我不知道是谁发明了“自媒体”这个词,但这个词多少是一个误会。我们必须承认,自媒体并不是媒体,至少不是“新闻媒体”,也没有三审三校制度。要求自媒体向机构媒体一样去做新闻报道,明显是不合适的。

  但是,从咪蒙旗下公号“才华有限青年”的《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》到这次的《北大学霸弑母求婚的妓女爆料》,都表现出了某种新的信号:自媒体从业者开始认识到原创新闻故事可能带来巨大的流量,他们开始装作在“做新闻”了。

  这两篇文章都是虚构,但却都暗示读者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,甚至套路都是一样的。“状元之死”中写了状元的妹妹正在参加高考,所以隐去她的真实姓名,而且要捐钱给她。而“妓女爆料”则透露,这个对吴谢宇一片痴情的女孩,爆料后就会销声匿迹。文章赞赏所得,将用来请律师帮吴谢宇打官司。

  前几天,曾在咪蒙公司实习的易岚在公号“今夜九零后”上发表的猜测性文章《那个17岁的上海少年决定跳桥自杀》引起很大争议,文章最终被删,公号也被处罚。但是作者易岚却发出了一个天问:请问合理推测的边界在哪里?

  当然,他们的“进”,是以另一面也就是机构媒体的“退”为前提的。不久前我参加了一个本地知名媒体为“读者喜欢的作家”颁奖的活动。活动在市中心的书店进行,但是观众少到可怜的地步。主办方有几个人,领奖的本地作家有几个,除此之外也就还剩下几个了——这大概是碰巧来逛书店的人。

  主办方领导和获奖者谈笑风生,但是我却感到非常尴尬。作为“世界读书日”的活动,主办媒体在自己的APP和公号上都发布了消息,但是很明显,他们没有真正的读者。与此相对照的是,一个本地幼教机构组织的活动,500个报名名额,早早报满,不得不提前终止了报名。

  很有可能,这两年业内人士热衷讨论的“媒体转型”,其实是一个伪命题。曾经代表中国新闻机构形象的都市报,正在迎来关闭潮。他们办的新媒体,不管是公号还是APP,大多数影响力都和普通自媒体差不多。看一下公号排名500强中,有多少是媒体机构的号?

  “转型”并没有发生,真相是机构媒体从零开始和自媒体竞争,但是不管是机制还是意识,都是落后的一方。

  我越来越觉得,90年代开始蓬勃发展的都市报,其实是占了时代的便宜,尽管每个城市都有发行量达到几十万的都市报,但它们并没有真正抓住读者。除了新京报等少数媒体,大多数报社的领导,都被新技术的来临吓傻了,他们甚至忘了自己是谁,忘了自己能干什么。

  前段时间日本新天皇登基,几家日本大报的头版在中文互联网上流传。作为一个曾经的报纸编辑,我设想过这个新闻该如何表达,至少应该有大幅照片,也要努力“揭秘”一点别人不知道的内幕吧。真是让人吃惊,日本报纸那些版面,从版式上说非常朴素,甚至称得上简陋。在头一天天皇登基的消息已经传遍全球的情况下,日本报纸的编辑就像不知道一样,还在老老实实地报道头一天发生的事情——但是,日本报纸却比中国的活得好得多本港台开奖现场直播

  这种现象可以有很多解释,我认为有一点比较关键:在日本,很多人也可以从手机上得到信息,但是他们同时也保持了阅读报纸的习惯。这种“习惯”,其实是一种确信和达成共识的冲动。尽管我也知道新天皇登基了,但是我还是要看一下《朝日新闻》怎么说,而正因为这种共识的存在,日本报纸同行在表达的时候反而会很拘谨,他们不想靠冲击力去刺激读者G点,相反,他们的责任似乎是就是“保守”——为社会构筑一个底线。

  像《纽约时报》这样的大报同样如此。尽管他们在数字化上做得比日本媒体更好,但是他们的纸质版仍然有相当市场。他们的数字平台,风格也和报纸一样,老实巴交,从标题到内容,都并不撩人,也不想讨好谁。他们有自己的节奏,也有自己的尊严。

  相比之下,中国媒体对进步的追求就要惊人得多。尼尔·波兹曼在《技术垄断》一书中痛批美国社会对技术的盲目崇拜,他死得太早了,没能看到中国媒体对新技术的无提防拥抱和崇拜。他们去追逐一个又一个新概念,让文字记者去拍视频、做剪辑、搞直播,每一个风口来临,他们都想迎风起舞,但却早早迷失了方向。

  那个临界点已经到来。一个社会要达成共识,而不是陷入“无真相”的恶性循环,不要再指望“媒体转型”,而是要进行“媒体重建”。如果说90年代以来都市报为主力营造了一个“新闻界”的话,这个阵地几乎已成废墟。

  但是,问题在于,谁来重建?谁来保卫社会?唯一的乐观是在理论上。我一直认为,以中国这么多人口,早晚会有像样的新闻媒体出来。除非我们承认,我们只喜欢看《北大学霸弑母求婚的“妓女”爆料》,除非我们承认,我们已经不再需要“相信”。